风雨

　　第108章蒙古变局

　　11月1日，在北疆出台新的盐税管理办法后，中央政府也坐不住了（北京政府财政困难，又急欲向银行团以盐税抵押借款，因此首先整顿盐税）。是日国务院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袁世凯特派秘书胡均列席，与国务员共同商定统一盐务办法七条：(一)专设盐政院，仍考成于财政部；(二)各省分设盐官，直隶盐政院；(三)永除引地名目；(四)确定新统系；(五)比较产销多寡；(六)酌定公平价格；(七)统筹划一税制。由于北疆有先行试点之便利条件，国务院会议特意留出附则――“着北疆先行改革试点，以观实效”。

　　11月2日，北疆方面与长芦盐商商定，在热河一带的盐商（年产量约10万吨）按照属地原则划归北疆管辖，实行新税法，从此以后，北疆内部实现食盐自由流通，均一税率，外地之盐可缴纳同等税款后在北疆出售，但北疆生产之盐，暂时不对外出售（允许出口）；工业用盐一律免税，精盐可减税三成；从试点之日起，北疆范围内所有引商、纲目一律废除……

　　秦时竹还来不及欣喜，又陷入到一场事关民族大义和战略抉择的思索中去――蒙古问题。

　　五巨头会面期间，众人一致同意，坚决用政治手段解决外蒙问题，反对国家分裂，并主张和外蒙当局进行谈判。但沙俄自策动哲布尊丹巴集团宣布外蒙古“独立”以后，为把外蒙古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大肆宣传“蒙古者与支那共戴满朝，故合为一国。今满朝已亡，自可独立。而此独立者，介于两方之间，自应由两方共同保护”。

　　由于中国一直拒绝与俄国交涉。为给袁世凯政府施加进一步的压力，也为一口吞下已经含在嘴里的食物，沙俄驻华公使库朋斯基建议“从速签订俄、蒙条约，并应采取更加强硬之态度。”沙皇听取此建议后，特意派遣原驻华公使廊索维慈去库伦，以全权专使身份和库伦当局秘密谈判，准备直接签订条约。

　　行前，沙俄总理大臣可可维慈指示道：“蒙古必须给予俄国若干权利。以报偿之，尤其是应当允许我国人民有在蒙古殖民、置产的权利。”

　　9月中旬，俄使廊索维慈从彼得堡动身潜赴库伦。10月初，他和沙俄驻库伦领事刘巴等同库伦当局进行谈判。库伦当局的代表是“总理大臣”赛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内务大臣”达喇嘛苏朱克图、“外交大臣”杭达多尔济。在俄蒙谈判中廓索维慈软硬兼施，一方面威胁外蒙不得与北京当局谈判，否则“若无俄国之参与，而蒙古径与中国订约，则俄国政府对于此种条约。决不加以承认。”另一方面，又以200万卢布贷款为诱饵，引诱库伦当局上钩。整个俄蒙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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