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诫各位，务必要提高警惕，务必要加强军事准备，务必要保持思想上的高度戒备。”周书记说到国内形势的时候，特地严肃了表情，加强了语气，一连用三个务必来提醒与会的同志引起重视。

　　为什么提到国内形势就特别严肃起来呢？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

　　首先，面对中国共产党所辖八路军、新四军在抗张中的蓬勃发展，早在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国民党就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上，将“反共”做为该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会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早早的就防备中共坐大。

　　自此之后，国共摩擦不断发生。此后，中国国民党又接连出台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1939年国民党绝密文件）、《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文件，将五届五中全会的精神逐步落实，使反共成为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中心工作之一。

　　而这里面，最最一马当先的是过气的山西王阎老西。这老小子当初被鬼子逼得急了，求着人家共产党八路军来山西帮忙，结果等看到以薄（yi波）为首共产党发动群众烈火焚天的火热架势，老西是真害怕了，这样不用到打跑小鬼子，整个山西就要姓共了！所以当先跳出来发动晋西事变，亮出了反共的屠刀。奈何阎老西水平实在差，被以“牺盟会”为主力的中共抗战武装，打的满地找牙，晋绥军受损甚重，从此失去对晋西北与东南的控制权，中共正式成立晋绥和晋冀鲁豫两块根据地。

　　后面，国民党最大的反共成果，就是“皖南事变”，致使九千多新四军遇难、打散，写下了中国抗战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最后，虽然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揭露和斗争，在全国各界强大舆论的谴责下，国民党反共摩擦有所收敛，但各种小动作依旧连绵不断，想尽一切办法对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扯后腿、打闷棍，妄图遏制中共力量的发展。

　　时间进入到了1944年，随着世界反***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根本性变化，日本战败局势已定。从1944年5月开始，国共两党围绕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谈判。谈判中，双方围绕中共领导的军队编制、抗日民主政权、中共“合法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执：中共代表提出就全国实行民主政治和合理解决两党之间的争议问题进行商谈，国民党坚持先谈军事和边区问题。中共代表以大局为重，一再让步。谈判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军队编制，中共提出万多人的敌后抗日武装应编为6个军18个师。但国民党只同意编4个军12个师。关于边区，国民党要求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由国民党政府派人接管，实行中央统一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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